黄澄清：面对技术“卡脖子”，我国在科研策略上应如何应对？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表示，我国目前在一些基础技术和核心关键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这并非技术路线或政策发展的失误，恰恰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使得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引起了美国这一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的不适。美国惧怕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其实，改革开放前西方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限制高技术向共产党国家的出口，那时我国经济落后，拿不出更多的钱搞基础研究和基础技术创新。此外，机制体制也不灵活。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要全面系统地在科学和高技术上赶超美欧很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体制灵活多了，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科技创新的成果，特别是在互联网应用技术方面，我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大家有目共睹。其实，我国曾在微电子电路等领域的战略部署出现过问题，采取“赶超战略”导致差距变大；后来调整了战略，瞄准中高端技术切进去，而后采取产业化的路线，通过产业化滚动发展推进技术进步，取得了明显成果，现在应该说，我们能够自主制造在中端或中高端的绝大多数芯片，除了高端的一部分，由于基础技术积累不够，科学研究的理论功底确实有差距，目前还受制于人。

面对当前美国的技术封锁，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调整策略，加大科学研究和基础技术研究投入，为科研人员提供宽松环境。发挥市场主体企业的作用，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作用。适当明确国家在那些科学研究方面主导，在技术创新方面为企业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国家需制定针对性政策，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国家队”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带动技术进步。像过去“两弹一星”的项目，极大地带动了科技进步。比如：结合目前的技术发展，可以规划一个“国家网络安全大脑计划”。从应用上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投入理所应当，从技术演进看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永远在路上的技术，而且技术涉及面很广。我认为，可以带动很多方面技术的进步。

*本文为黄澄清在3月1日由国民财富发展研究合作平台与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联合主办的“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影响与对策”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相当迅速。以通信领域为例，20世纪80年代笔者刚参加工作时，我国的通信设备元器件主要是电子管、晶体管由分立元原件组成，后来发展到模拟集成电路，由发展为数字集成电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知道装个电话初装费5000元，买个手机2万多，买不到，还要托关系才能买到。不但通信市场落后，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通信装备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差距也很大。由于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又制定了具体的技术路线，对于掌握先进的通信技术采取了：引进、消化、吸收，没钱搞技术创新，那就市场换技术等一系列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邮电部工作期间，那时没钱，为了解决通信需求，购买了美国的二手微波设备，既解决了通信市场的急需，也让我们了解了国外设备的技术，为我们的技术自主研发提供了借鉴。印象比较深的是程控交换机技术，当我们不掌握这种技术，做不了这种设备时，国外供应商就卡着我们价格谈不下来，大约每线500美元左右；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技术，做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他们给的价格大约是50美元以下，降了90%。如今，我国在通信领域的很多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特别是5G技术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深刻体会到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实践证明这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的信息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过程表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另一个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关于集成电路发展的咨询会议。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邀请了工程院的院士就集成电路发展参与咨询。会上提到，我国微电子电路的研制是从1965年起步，起步的时候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在5年左右，到1996年已过去30多年过去了，但我国微电子电路仍落后于世界水平20年左右。到底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如何缩小和世界水平的差距？

院士们在会上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我认为当年的分析是正确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在微电子电路的战略部署上存在不足。当时我国采取的是“赶超战略”，即直接瞄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技术去追赶。例如，当国外开始研发1微米的集成电路时，我国也以1微米为目标进行研发。然而，当我国尚未完成研发时，国外已经实现了产业化。于是，我国之前的研发的投入便打了水漂。随后，国外又开始研发0.25微米的集成电路，我国又转向追赶这一新的目标。结果国外的厂家又产业化了。我们的投入又打了水漂。人家是有投入有产出，我们是只投入，没产出。这种赶超模式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只能是技术差距会越来越大。

因此，后来确定了一个原则，即“调整微电子电路发展的战略”，将目标定位在微电子电路世界技术的中高端水平，通过技术的产业化滚动发展来逐步推进。此后，我国1996年启动了“909工程”，瞄准设计的是0.5微米工艺，当时国际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设计已达到0.18微米。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逐步追赶至0.25-0.35微米的水平，虽然仍落后国际先进水平约不到一代的水平，但差距大大缩小。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芯片的中低端和中高端领域基本实现了自主化，尽管仍有部分高端芯片尚未完全解决，但这属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实属不易。

目前的制裁与过去的封锁有所不同。过去，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在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实施封锁，是基于西方阵营对共产党阵营的意识形态打压。而此次美国对我国的封锁，是因为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出于其“收拾老二”的习惯，担心我国进一步发展超越美国，从而千方百计、想方设法限制我国的发展，首先从科研技术入手。

因此，当前的情况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科技决策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是正确的，为当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不能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就否定过去；也不能因为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科技进步的成果，就否定今天我们所做的科技政策和策略的改革。总之，要与时俱进。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产业规模，产业门类都位居世界前列；人才队伍的建设，人们的视野都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国家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有人提出，基础科学研究的课题与国民经济的实际需求相距甚远，科技应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不应该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提出我们的科学研究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后来部署了大量科技成果的转化项目，鼓励科技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创办企业。这些成果转化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基础研究需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相适应，即经济实力有多强，基础科学研究有多长远。科学家发现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来的世界，科学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技术是要直接创造价值的。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允许投入更多的资金做科学研究。

如今不同了，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中。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存在较高的风险，很多研究项目的投入可能会一无所获，甚至多年没有成果。这与技术研究不同，技术研究通常需要明确的成果导向。因此，我们需要善于发现那些对基础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针对这些人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对资金的使用要有特殊政策，不能用管理科技经费那样管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不能像对待技术研究那样要求其必须产出具体的技术成果。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必须与过去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现在资本市场已经更加成熟，人才的国际视野也得到了极大拓展，要利用市场的力量突破一些技术瓶颈。因此，我认为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策略，以应对美国当前在高科技领域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国家队”应该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队伍，核心的问题是需要为其提供宽松的政策和环境。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是因为其底层协议是开放的。互联网并非是通过规划而形成的，而是“长”起来的，是一群人给堆起来的。正是由于其开放性，互联网得以不断的长大。电信网如同铁路，而互联网则类似于公路，其开放性使得互联网上的内容和应用极为丰富，路径也极为复杂，但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其内容丰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有了今天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新的风口或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落后。尽管我国目前面临一些“卡脖子”问题以及美国的制裁清单，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非坏事，反而使我们迅速梳理出自身的短板。此时，我们需要制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在应对“卡脖子”这件事上，“国家队”应当承担什么角色？首先，要研究和制定鼓励基础科学研究的技术创新政策、规划、战略和体制机制。其次，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要利用好现有的国家科学研究队伍，关键是科学研究资金使用，管理机制要与科学研究的规律相适应，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具体而言，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的使用，不能按技术项目经费去管理和评审。有可能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80%的经费会打水漂，关键是选好热爱科学，有水平的研究人员。必须有这样的准备，才能出成果。如果仍然按照过去技术研究的方式去评估这些基础研究项目的经费管理，那是不行的；必须创新基础科学研究的管理方式。

第二点是关于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实际上，DeepSeek也是一种技术创新，但它并不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而是“从1到N”的拓展。目前“从0到1”的突破并非我们的优势，“从1到N”的拓展是我们的优势。基础科学研究是我国能够超越美国的最为关键的突破点。长期以来，我们在技术上一直处于跟踪状态，是我们的基础研究跟不上。因此，我国的战略部署还应当聚焦于推动“从0到1”的底层技术进步。尽管华为等企业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那主要是基于企业自身的需求。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太少，目前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态势很好，要保护好这种态势。

据了解，在美国物理学会召开年度会议时，许多美国大企业的负责人会提前到会，因为他们非常关心基础技术研究对企业的影响，企业股东更希望企业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然而，在我国，当某个学会召开会议时，不知是否会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参加此类会议。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考核指标并不鼓励他们关注长远的基础研究。

因此，我们的策略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无论是为了突破外部封锁，还是为了自身发展，都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一方面是应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使其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成长；另一方面，应为“国家队”的研究队伍提供更宽松的研究经费使用环境，以便其能够专注于基础研究。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好部署，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

此外，如果在重大项目上有所规划，例如我国当年的“两弹一星”计划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那么未来可以规划类似的大项目，如“中国大脑计划”或“中国网络安全大脑计划”，通过这些重大项目来拉动技术进步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在这一方面，关于如何评估其影响以及制定相应的对策，需要在战略层面和具体实施层面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从事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人员应当知道，目前在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与美国的对抗本质上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底层的三大操作系统——iOS、Windows和Android都不是中国的，核心高端芯片也尚未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外，互联网的13个根域名服务器中，10个位于美国，2个在欧洲，1个在日本，均不在我国掌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信息安全的对抗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我们需要开展不对称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在政策、环境以及重点项目上进行部署，以实现突破。与过去相比，我国如今拥有更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以及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等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如果我们策划好政策、规划、战略、体制机制，并落实到位，完全可以实现突破。